白癜风贫困公益援助 http://baidianfeng.39.net/a_yyxw/151009/4707223.html老物件被包浆，它的光泽发散着深入骨髓的温暖。老物件被赋灵性，它的气息收藏了逝去的岁月与情感。与老物件相伴的岁月，平凡、贫瘠，却不乏开心、快乐。老物件常常会像钥匙一样打开记忆之门，许多幸福而温馨的时刻，许多美好而珍贵的情感，从记忆深处蜂拥而来，温暖着时光，感动着生命。——编者父亲的拨吊□默予（上海）记忆中，父亲似乎从来就没年轻过：面庞清癯，短发花白，憔悴的脸上皱纹纵横，苍老如年至耄耋；肩上挎着的白布口袋里时常装着洗得净白的羊毛，右手快速拨动拨吊，然后两手娴熟地撕扯、续捻羊毛，均匀且细白的毛线团便在拨吊上不断膨大；不捻毛线的时候，父亲手中的物件便换成了织毛衣、毛裤或毛袜子的棒针，他一边手指娴熟地穿针引线，一边同人们谈天说地，眼睛并不用刻意盯着手中的活计……其实，父亲去世时才四十三岁。年暑期，在等待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日子，我给队里放牛。可临近开学了，通知书还迟迟未到，我赶紧找班主任老师打听。老师不无惋惜地告诉我，我没被录取！我一下蒙了，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全年级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啊！老师也颇为无奈：“因为你是外公社的学生啊！”那时的升学主要靠推荐。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，想让在六中当教师的舅舅帮我活动一下。父亲却让我中断学业，并且劝慰我：“自古道‘家有千万，不如薄技在身’，去学一门手艺哇。学好一门手艺，也能吃一辈子香饭。”其时，父亲已放下羊铲在家静养大半年了。父亲患风湿性心脏病多年。在我读小学时，父亲就是队里的羊倌儿，那是队里照顾他，特意安排的。直到去世的三年前，他连羊群也撵不上了才回家休养。我们家是个十口之家，生活特别困难，七个兄弟姐妹，除了我和姐姐相差五岁，其余都是挨肩兄妹，同时有三四个在学校读书，家庭负担自然很重。尽管生活艰难，我们也没挨过冷受过冻。家里一直维持着七八只羊的存栏量，剪的羊毛通过父亲的手，源源不断地变成我们身上的毛衣、毛裤、毛袜子，使我们兄弟姊妹免受风寒之苦。我是个懦弱的人，面对父亲的决定，不敢据理力争。我一句话也没说，默默走出院子。一出门，眼泪再也无法抑制地滚落下来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父亲没征求我的意见，替我做了决定！一直以来，我是那样深爱着读书，父亲也曾那样期许我能读出名堂。从小学到初中，我吸引了多少同学羡慕的目光。一个同学眼里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，如今竟沦为放牛娃，这让我情何以堪！那段时间，我一度陷入深深的自卑，只愿与牛为伍。父亲虽然放不动羊了，坐在炕上静养，但在精神尚好的时候，拨吊依然不停地转啊转，棒针依然在他手里上下翻飞。我辍学三年后的农历四月二十九，父亲带着深深的遗憾与不舍离开了我们。那时，我已经遵循父亲的安排，学了两年多木匠。父亲那个用猪棒骨做的拨吊，同供品一并被供在棺材头前的供桌上。我看着那个被父亲粗糙的大手摩擦得光洁如玉的拨吊，热泪长流。父亲将他越来越弱的气息一丝一丝拼命拉长，一同拧进了毛线里，又一同织进了毛衣毛裤毛袜子的每一个针脚里。父亲是在用他的生命为我们织起一道御寒的屏障啊！那年我十八岁，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读书，最小的五弟才八岁。虽然三年来父亲多数时间是在炕头养病，但父亲在，我们就有主心骨。如今父亲走了，我的眼前一片迷茫。说实话，因为辍学，我对父亲的怨恨一直无法释怀。殊不知那时父亲已病入膏肓，每天在与死神赛跑。父亲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来日无多，但作为一家之主，在沉疴难愈的挣扎中，还得撑着病体为一家人的吃喝用度操劳，还在为我们御寒不停息地转动拨吊。可想而知，父亲当初替我做出选择有多难。他何尝不想看着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个出人头地，而我在父亲的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，还在怨恨着父亲的“无情”。我为自己的自私和狭隘羞愧不已，在父亲灵前长跪不起，为自己的少不更事深深地忏悔。从那时候，我开始成熟起来，学会了内省、理解与宽容。对别人多一分理解与宽容，就会多一分温暖与释然，少一分误解与对立；对社会多一些理解与宽容，就会多一些和谐与安宁，少一些矛盾与怨怼。那个拨吊最终随父亲一起去了，但它却永久驻留在我的心底。在我的生命里，它早已内化为一种图腾式的存在。母亲的风箱□张少永（临河）人上了年纪就容易怀旧。前几日，儿子一家回老家看望我的父母，给我发来一段视频。视频中，母亲在煮饺子，我五岁的孙子坐在小板凳上，在灶前拉着风箱。记忆中，母亲烹制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这个风箱。风箱把灶火吹旺，然后饭香从锅里溢出。做晚饭时，我和弟弟或父亲会给母亲搭把手，主要就是拉风箱烧火。后来，村里有了电，父亲买了个吹风机。吹风机就安在风箱拐子的下面，停电时取下吹风机，堵上洞眼，还不影响风箱吹风。母亲为了省电，基本不使用吹风机。再者，父亲是木匠，家里一年四季不缺劈柴，用吹风机，柴不耐烧。父亲常说，忙了一天，晚上帮母亲拉风箱烧火还能说说话。风箱也有坏的时候，非专业人士还真的不好下手修理。农村长大的人对风箱并不陌生，但是对它的构造能说出一二的还真是不多，更别说修理了，而我有幸目睹过一次对风箱的“解剖”。记得上初中时，母亲感觉拉风箱费劲儿，且风小，就请来三里五村最有名的风箱匠维修风箱。正逢周末，我就在一旁打下手。风箱匠把风箱取出来，我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。风箱匠打开上盖板，一眼就找出病症：风板漏风，起不到抽风的效果了。找出原因后，风箱匠用准备好的鸡毛和麻绳儿重新挷扎，又给风箱杆儿涂腊，然后盖上盖板，用麻纸把缝隙糊严、糊实。风箱又恢复了工作，直到现在都没有罢过工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儿孙们陆续走出了小山村，风箱成了小字辈儿游乐场外的好奇，也成了我们这些出门人乡愁里抹不去的一部分，因为它还在陪伴着母亲。收音机与自行车的记忆□杜瑞光（宁夏吴忠）一年岁已高的父母眼神越来越差，前几日，我在和父亲通电话时得知父亲想买台收音机，闲来无事时听听解解闷儿。接此父命，我却感到有些为难，心想哪里还有卖收音机的。周日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我去了趟百货商城，到了才知如今不但有收音机，而且样式还挺多，只是买的人很少。当年那种大块头的长方体收音机已不见踪影，便携式袖珍式的收音机却琳琅满目，有装电池的，也有和手机一样充电的，还有交流电和直流电相互交替使用的，商家着实想得周全。经过售货员的细致讲解，我精挑细选、互比之后，选定一款音色纯正、开关自如、携带方便、交直流电兼用的收音机。捧着收音机，仔细端详着这久违了的宝贝，我思绪万千。我的儿时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那时物资匮乏，物品奇缺，人们生活艰难，文化生活极其单调乏味。农村家庭几乎没有收音机，每个大队部（如今的行政村部）才有两个大喇叭。大喇叭主要播送通知，隔三差五也播送一会儿新闻、革命歌曲、样板戏等。可能是扩音设备质量差，播出的都是杂音，让人听不清楚。即便这样，人们都竖着耳朵仔细地听。有时正听着，突然停播了，人们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，各自忙去了。收音机在当时可是件奢侈品，是件现代化电器，生产队里只有队长家里有一台。偶尔和伙伴们溜到队长家高高的院墙外，屏气听人家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，有时只能听到模糊的声音，清晰地听到的是自己“咚咚”的心跳声。已记不清是哪年的一天夜里，睡梦中的我被收音机里播出的声音吵醒。起初我还以为是在做梦，揉揉惺忪的睡眼，但仔细一瞧，母亲做针线活儿用的煤油灯旁居然放着一台收音机。那一刻我惊呆了，张着嘴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听着收音机里播的样板戏《红灯记》李玉和的唱腔，望着憨笑的父亲，我一骨碌从被窝里跳出，抱着收音机左瞧右看，爱不释手。后来父亲回忆说，那台收音机是大队部里赤脚医生的儿子当兵去了，临走时送给父亲的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喜欢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的“小喇叭”节目，那清脆的小喇叭声如今回想起来仿佛就在耳边。通过“小喇叭”，我听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，这些故事曾助我在讲故事比赛中多次夺得桂冠。就是这样一台很不起眼、破旧、难看的收音机，丰富了我的生活，开拓了我的视野，使我度过了快乐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。二喜逢乔迁，整理物品时，两辆八九成新的自行车让我一时犯了难，送人没人要，卖给收废品的又值不了几个钱，让人怪舍不得的。望着这两辆自行车，蓦然回首，往事历历在目。作为代步工具之一的自行车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受人们青睐。那时，很少能在公路上见到自行车，偶尔看见有人骑着自行车，人们都特别好奇，尤其一些孩童，总要跟在自行车后面瞎跑一阵儿。要是自行车停放在某处，周围总会围一圈看稀罕的大人和小孩。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，物资匮乏，自行车是奢侈品，人们买不起，只能望车兴叹。会骑自行车的人极少，有自行车骑的人很是神气。记忆里，我家年才有了一辆自行车，是村队里第一户有自行车的人家。父亲说，那辆自行车是他用30斤小麦从一名上海知青手里换来的。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，那辆自行车比现在的自行车要高要长，三角架钢管直径约5～6厘米，后座架子的钢管直径也有2～3厘米，车座下的三个大铁弹簧也很粗实，可以说任何部件都比现在的自行车所用的材料要厚重，因此人们称其为加重自行车。我家的这辆自行车用现在的话说是辆“老爷车”，因为它到我家时就没有铃铛，前后轮没有了护瓦，链条也没有了护板，涂着黑色油漆的梁架脱落了许多皮，两个车轮圈锈迹斑斑，左脚蹬用方木块代替了。如果放到现在，它早已进废品收购站了。但在那个年代，我家拥有这辆自行车，胜似今天拥有高档小轿车，很是荣耀，因此我们全家都很爱惜它。每天晚间，母亲都要仔细地将自行车擦洗一遍。父亲还买回一大卷蓝色塑料条，请了位知青，利用两个晚间把梁架缠绕了一遍。经过这一打扮，自行车更加耀眼了。自打有了自行车，学骑自行车就成了全家人的一大乐事。父母白天要在生产队劳动，没时间学骑车，只好在有月亮的晚上，借着月光，母亲骑，父亲在后面扶；父亲骑，母亲和哥哥在后面扶，我跟在后面跑。我和哥哥利用每天下午放学后和星期天的时间，互相帮着学骑车。那时，我和哥哥都年岁小，个头不高，腿短，无法像大人那样正常地骑，只好把右腿穿过大梁下面的空当，上下晃动着脚蹬往前行进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和哥哥才学会踏着脚蹬转圈骑。之后，无论是走远路，还是近路，我和哥哥都要骑自行车，惹得邻居们很是羡慕。有一段时间，父亲把自行车骑到队长家，陪着队长练习骑车。在这期间，自行车被摔坏过几次，我们都很心疼。上个世纪70年代，谁家娶媳妇，“三转一响”（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）是必备的条件。可那时物品紧缺，有指标，凭票供应，确实难为了很多家庭。过了三五年，村队里又添了几辆自行车，我家也更换了新的自行车。这时，自行车成了婚嫁的主要代步工具，我也长大了些，骑自行车的技术大大地提高了，成了婚嫁车队里的专职“司机”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，自行车厂家不断扩大生产，家庭中拥有自行车的数量逐渐多起来，偷车的明显张狂起来。为此，谁家买了新自行车，都要到派出所办理车辆号码牌、领取自行车执照。这样一来，官方便于管理，私人万一丢失了自行车，报案也有依据。如今，我虽然天天坐公交车上下班，但当年骑自行车的那种感觉、那份情趣至今仍萦绕在脑海中。